作者：王文舉（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數量經濟學作為融合經濟學理論、數學方法、統計分析等的交叉學科，是揭示經濟運行規律、開展政策模擬、支撐宏觀調控與產業決策的重要工具。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數量經濟學研究多沿用西方理論框架、經典模型與分析範式，在推動學科發展和經濟研究的同時，也逐漸顯現出制度適配性不足、本土理論缺失、研究脫離實際等短板。當前，我國正處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對精準化、科學化、本土化的數量經濟研究需求愈發迫切。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彰顯中國特色的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打破西方學術範式路徑依賴，既是我國數量經濟學學科發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服務國家戰略、回應現實需求的時代使命。

構建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緊迫性

　　中國特色經濟實踐呼喚本土理論和數量工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在政府與市場關係、要素市場化改革、漸進式改革、區域協調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智能經濟新形態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制度安排與運行機制。西方數量經濟學理論基於完全市場經濟假設，在精準刻畫中國經濟運行的數量關係方面存在一定侷限，也難以有效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奇蹟背後的邏輯。面對新質生產力、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綠色低碳發展等全新實踐課題，必須構建紮根中國現實的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研發適配本土製度的量化方法與分析模型，為解讀中國經濟、指導實踐發展提供理論支撐。

　　學科發展現存短板制約了理論和方法的創新突破。長期以來，我國數量經濟學發展存在若干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科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一是理論依附性較強，部分研究中對西方理論框架和經典模型存在依賴性，將中國經濟數據簡單套用於西方計量模型，對中國特色制度因素、文化因素、政策因素考量不足，導致研究結論與現實脫節；二是研究方法存在失衡，存在重應用輕理論、重模型輕思想、重技術輕問題的傾向，部分研究盲目追求模型複雜度，對中國經濟本質規律的探究不足；三是學術話語體系尚不健全，缺乏具有中國標識性的數理和計量核心概念、原創理論與研究範式，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的話語權與我國經濟發展地位不匹配。

　　實施國家經濟方略亟須數理和量化領域的智力支撐。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對經濟運行規律的數理分析、經濟量化分析、政策效果評估、經濟趨勢預測提出了更高要求。無論是實現宏觀經濟跨周期調節、財政貨幣政策協同，還是產業政策精準制定、產業鏈安全監測、共同富裕成效監測，都需要科學、精準、適配中國國情的數量經濟學方法作為支撐。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有助於推動數量經濟學研究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提升政策模擬、風險預警、效果評估的科學性與精準性，為國家經濟決策提供堅實可靠的量化依據，助力提升經濟治理現代化水平。

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涵

　　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為源頭活水，綜合運用數學、統計學、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方法，系統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數量關係、運行規律與政策效應的交叉學科知識體系，兼具理論性、工具性、政策性與本土性等特徵。

　　從核心定位看，該體系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突破西方數量經濟學的研究侷限，強調質性分析先行、制度情境內嵌、政策導向明確，重點聚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雙重作用，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等中國特色制度特徵展開分析研究，實現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技術方法與本土實際的深度融合。

　　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應包括五大核心部分：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體系，明確研究的根本立場與目標導向；二是立足中國實踐的理論內核，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數量規律；三是適配本土製度的方法論體系，構建自主創新的量化模型與分析工具；四是服務國家戰略的應用體系，聚焦經濟發展重大問題開展實證研究與政策分析；五是彰顯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形成原創性學術概念與研究範式。

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框架

　　構建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圍繞理論基礎、方法工具、數據底座、實證應用、學術話語，搭建起系統完整、邏輯自洽、適配實踐的理論框架。

　　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指導，將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貫穿數量經濟學研究全過程。立足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引領，以新質生產力、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共同富裕、數字經濟等一系列重大理論範疇為核心，構建本土化核心概念體系。深入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經驗，揭示政府與市場動態均衡、漸進式改革路徑、城鄉二元結構轉型、綠色低碳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有的經濟規律，推動理論創新。

　　方法工具與數據底座：本土問題與前沿技術相結合。構建「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傳統計量+前沿技術+本土模型」的一體化方法論體系。在方法融合上，推動經典計量（時間序列分析、微觀計量等）與前沿技術（大數據、機器學習、複雜系統建模、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實現數理方法和量化方法的傳承與創新。在模型創新上，重點研發嵌入國企民營二元結構、政策試點等制度特徵的DSGE、CGE等模型，破解西方模型制度適配性不足問題；構建貫通微觀—中觀—宏觀的一體化模型，滿足政策分析需求；創新適配中國漸進式改革、多目標政策調控的因果推斷、合成控制、政策評估方法。同時，構建契合中國經濟特徵的一體化數據庫，解決數據碎片化、口徑不統一、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

　　實證應用：聚焦國家戰略與現實需求。以服務國家重大戰略、解決現實問題為導向，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應用體系。在宏觀經濟領域，開展經濟增長、通脹、就業、周期波動的精準預測與政策模擬，為財政貨幣政策協同、跨周期調節、經濟風險防控等提供有效服務；在產業與創新領域，開展新質生產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數字經濟、智能經濟新形態、綠色轉型的量化評估，助力產業政策精準化；在區域與城鄉領域，構建區域協調、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模型，精準刻畫要素流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機制；在民生與共同富裕領域，構建收入分配、公共服務供給、減貧成效、共同富裕水平的評價指數與評估模型，為民生改善與社會公平提供量化支撐。

　　學術話語：中國範式與國際表達相結合。凝練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標識性概念，如「新質生產力指數」「有為政府幹預度量化模型」「改革紅利測算方法」「共同富裕監測體系」等，形成自主學術話語。建立「實踐問題提煉→本土理論構建→量化模型開發→實證檢驗分析→政策優化落地」的本土研究範式，替代「西方模型+中國數據」的套用式研究路徑。堅持開放包容，用國際通用的學術語言、研究規範傳播中國數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推動本土原創成果走向國際，提升我國在數量經濟學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構建中國數量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實施路徑

　　強化自主理論創新。轉變「重套用、輕原創」的研究模式，設立重大理論攻關項目，聚焦政府與市場關係、新質生產力發展機制、共同富裕實現路徑、數字經濟量化分析等核心課題，產出一批具有原創性、本土性的理論成果與量化模型。推進跨學科協同研究，打破經濟學、數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學科壁壘，整合跨領域研究力量，多維度推動數量經濟學理論創新。

　　推動方法工具革新。搭建國家級數量經濟學方法創新平台，集中力量研發適配中國製度的數理分析、計量模型、大數據分析工具、政策模擬技術，形成自主可控的方法論體系。優化教材與課程體系，編寫融入中國理論、中國案例、中國模型的本土化教材。規範本土研究方法與模型應用標準，引導學界迴歸問題導向，杜絕盲目追求模型複雜度的傾向。

　　構建一體化數據支撐體系。統籌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業資源，建設國家數量經濟大數據中心，整合官方統計數據、微觀調研數據、行政記錄數據、互聯網大數據、衛星遙感數據，建立統一規範、高質量、可共享的本土經濟數據庫。完善數據治理體系，健全數據標準、數據質量管控、數據安全保障機制，提升數據可得性、可比性與實用性。

　　深度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建立「國家戰略—現實問題—學術研究—政策落地」的閉環研究機制，聚焦「十五五」規劃、新質生產力發展、「雙碳」目標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共同富裕建設等重大課題，開展專項量化研究、政策模擬與效果評估。推動學界與政府部門、產業界深度合作，常態化溝通，將實踐中的量化需求轉化為學術研究課題，用自主創新的理論與方法解決實際問題。

　　培育本土化複合型人才。建立以原創性、本土性、政策性、實踐價值為核心的評價標準，鼓勵紮根中國實際的學術研究。構建複合型人才培養體系，培育兼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素養、中國經濟洞察力、紮實數理量化分析能力、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水平、家國情懷的本土拔尖人才。搭建高水平學術交流平台，舉辦本土化學術論壇，推廣自主知識體系研究成果，營造「紮根中國、創新引領、服務實踐」的良好學術氛圍。

　　《光明日報》（2026年09月22日 11版）

[ 責編：孫宗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