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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財經 蔣露瑤/發自北京

　　全球銀行業對ESG的態度正加速從「理念共識」轉化為「制度化生產力」。從2022年美國部分州掀起「反ESG」立法潮，到2024年歐盟《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首批報告正式生效，再到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發布的IFRS S1/S2被多國監管採納為「事實基線」，短短四年間，儘管全球市場在探索中呈現多元聲音，全球可持續披露的標準正迎來前所未有的規範化與統一化浪潮。

　　進入2025年以來，伴隨着全球範圍內對「洗綠」的審查趨嚴，「轉型金融」取代「綠色金融」成為新的討論焦點，亞太市場——尤其是中國香港與中國內地——也在加速推進可持續披露準則的對齊與互通：香港聯交所自2025年起按氣候部分強制、2026年全範圍施行ISSB-aligned披露，中國財政部《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亦進入分行業、分階段的落地期。行業的目光，正從「是否承諾」轉向「做得究竟如何」。

　　花旗集團首席可持續官瓦萊麗·史密斯（Valerie C. Smith）在獨家對話新浪財經時就表示：「我們現在正處於落實階段。」在她看來，2025年以來的全球「反思期」並未削弱ESG融入核心業務的趨勢，反而推動行業進入更注重落地的「實施階段」。從花旗自身的1萬億美元可持續金融目標，到2050年孖展淨零承諾，再到針對10個高碳行業制定的2030年中期脫碳目標，銀行業，正在把許下的承諾真正轉化為業務行動。

可持續金融，是「現有的且在增長的業務」

　　圍繞花旗已突破半程的1萬億美元可持續金融目標，外界一個常見疑問是：這些資金有多少是對現有業務的「重新標籤」，又有多少是真正帶動客戶轉型的新增孖展？

　　「可持續金融，是現有的且在增長的業務。」史密斯回應道。她介紹，花旗制定的可持續金融分類法已於去年12月完成更新，將「環境金融」與「社會金融」作出清晰界定，並由此延伸出一整套與客戶的對話框架，從轉型努力到可持續增長，覆蓋可持續併購、股票資本市場、債券資本市場、貸款及項目孖展等多類產品。

　　她強調，可持續金融的本質仍是金融，瞄準的是客戶在可持續增長與轉型方面的願景與承諾。

　　她援引兩組數據——可再生能源目前已佔全球發電量超過33%，電動汽車約佔全球汽車銷量25%——這些既是能源轉型的核心趨勢，也是花旗與客戶共同聚焦的增長機會。

　　在花旗近期協助完成的兩筆標誌性交易中，恰恰體現了能源轉型對於花旗業務增長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今年6月，港鐵公司完成了其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筆債券發行——總規模30億歐元、三檔結構的綠色債券。這也是港鐵首筆以歐元計價的綠色債券，募集資金將用於符合條件的多類綠色項目，包括全電力大衆軌道交通系統及相關基礎設施的擴建與升級，以及在運輸運營、車站和受管理物業中部署高效節能的車輛與系統。花旗在該交易中擔任聯席牽頭經辦人。

　　去年年末，浙江吉利控股集團完成對旗下高端電動汽車品牌極氪（ZEEKR）總額24億美元的收購整合，進一步鞏固其在新能源整車領域的全球佈局。花旗在該交易中擔任收購方財務顧問。

　　這兩筆業務恰好印證了她提出的「轉型連續體」理念——從零排放公共交通，到零排放私家出行工具；從綠色債券到併購顧問，花旗的金融服務工具貫穿其中。

告別「非綠即棕」 每一步轉型都有價值

　　2010年代前後，隨着全球氣候治理議程的推進，「綠色金融 v.s． 棕色金融」的敘述逐漸流行起來，「綠色金融」被用來描述資金流向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的活動，而「棕色金融」則被用來描述為破壞地球、助長氣候挑戰的資產提供資金的行為。

　　當前，這一「綠色/棕色」的二元劃分框架正逐漸被更精細的「轉型金融」所補充和超越。純粹綠色活動僅佔全球經濟的不到8%，僅聚焦綠色金融並不足以應對整體脫碳挑戰。

　　史密斯也認為，金融並不應該簡單地被劃分為「綠色」和「棕色」。「從花旗的角度來說，我把它看作一個連續體，側重於綠色、可持續，最終通向轉型。」

　　她反覆強調的一句話是：從客戶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階段出發，切實回應他們的需求。無論是2050年仍在脫碳進程中的傳統行業客戶，還是商業模式本身就是開發可持續解決方案的新興行業客戶，花旗的策略是相同的，即識別每一個可幫助客戶邁向脫碳的步驟。「每一步，對氣候、對客戶增長、對花旗自身氣候目標，都是淨收益。」

　　至於中小企業與新興市場客戶的「能力鴻溝」，史密斯認為能力建設成本與回報周期的張力確屬股東關注的現實議題。而花旗的角色，是提供包括資金管理、貿易孖展、貸款、債務資本市場與股權資本市場在內的一整套產品組合，根據客戶所處階段引入相應工具，而非要求客戶先給出「標準答案」再來談孖展。

披露標準與數據質量：行業繞不開的兩道關

　　當市場把焦點從「是否承諾」轉向「做得究竟如何」時，監管披露與數據質量便成為業界新的痛點。

　　史密斯坦言，監管碎片化是花旗與客戶共同面對的挑戰。花旗在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運營，需同時管理數量龐大且彼此差異顯著的可持續相關報告法規。僅今年，全球約有50項不同的可持續相關監管披露要求，其中僅ISSB相關報告就超過20項。

　　不過她也認為，一致性正在緩慢形成。花旗自2000年起每年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和《全球企業公民報告》；氣候變化報告已成為多項監管披露的基礎性文件。她表示，ISSB正在為金融及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共同語言」，標準朝向趨同演進，但仍「尚未到達」完全統一的階段。

　　數據質量也包含在花旗披露的相關報告中。史密斯認為，AI技術、披露一致性的增強，以及新興的「產品層面氣候數據方法論」，將共同推動下一步改善。她再次強調：「沒有單一指標能講述客戶在脫碳方面的走向，也沒有單一指標能講述花旗自身的故事，必須看整套指標。」

　　作為花旗集團首位首席可持續官，同時也是主要國際銀行中最早設立這一職級的先行者之一，史密斯自2004年加入花旗可持續發展部門、2018年被任命為CSO以來，親歷了行業從披露到實施的多次迭代。

　　回顧自身在花旗22年的職業經歷，史密斯認為CSO角色的本質並未改變，變化的是工作邊界——早期聚焦披露與外部參與，如今聚焦實施、機遇識別與跨業務整合。「把外部視角帶入銀行、把花旗正在做的事情對外傳達，將承諾轉化為對客戶和花旗自身有實際意義的業務成果。過去如此，未來亦然。但今天更重要的是去理解機遇，並真正聚焦這些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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